宋太宗

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:赶上个“好脾气”的

包拯,北宋著名的官僚。千百年来,他以仗义为民请命、与民伸冤除害闻名于世,因而受到百姓持久不息的爱戴与敬仰。有关他的事迹在民间口碑相传,世代不衰,并敷衍了许多传奇的故事。

赶上个"好脾气"的皇帝

包拯出生于官僚家庭,从小生活在富足有余的环境之中,受到良好的教育。传统戏曲把他说成被父母遗弃,由嫂子(包拯系独子)带大成人,用于铺垫包拯的身世和他对百姓疾苦的熟识,此种演绎可以理解,但这不符合历史事实。

包拯29岁考中进士,按宋朝的制度,考中了进士就可以外出做官,这也是包拯十年寒窗所追求的。但老迈的父母不愿离开故土,这使得包拯面临离家做朝廷命官还是在家侍养父母的两难选择,在功名与尽孝中他选择了后者。司马光在《涑水记闻》中评论,"拯进士及第,以亲老侍养,不仕宦且十年,人称其孝。"包拯的死对头欧阳修也客观评价他"少有孝行,闻于乡里"。这就是包拯的至孝,他一生行事出发点就在于此。

从以后实践来看,包拯履行了他的承诺。他的好友吴奎称颂包拯"竭力于亲,尽瘁于君",这是旧时代社会士大夫在伦理道德上要做到的两个重要标志。当朝的仁宗皇帝自己终生坚守孝义高于一切,不孝无以为国的行动理念,在这点上包拯自身的优势得以凸现。据此,包拯引起了仁宗皇帝的注意。

包拯为后世所歌颂和怀念,一方面是因为他为百姓做了好事,百姓从内心深处感激他,歌颂他;另一方面源于包拯个人的道德品质的魅力,以及由此而折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:赶上个“好脾气”的射出的强大的人格力量,成为后来者汲取人格力量的源泉。史载,包拯为人刚直,敢于忠言直谏,从不趋炎附势,是北宋仁宗朝一位劲正之臣,他一生坚守"大奸必摧"的原则。吴奎在他《墓志铭》中指出了包拯:"人或曲随,我直其为;人或善容,我抗其辞"的性格特点。

每一个杰出人物,都是一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。包拯从政时,上距宋太祖开国已七八十年,北宋的统治已进入中期。开国时期那种朝气勃勃、励精图治的精神,已逐渐消失,官员大都变得懒散,不少人置国家大事于不顾。选拔能为国家干实事的人是当时社会一种客观需要,这给从小就"尽信前书之载,窃慕古人之为,知事君行已之方,有竭忠死义之分,确然素守,期以勉循"的包拯显示与人迥异的才华提供了机会。

在仁宗一代的政治生活中,重视谏官的作用,从而对权幸之辈有所打击排斥,扶植朝廷的正气,确实起到一定的作用。包拯的一生,实际是谏官的一生,他一生的光辉无不集中于此。北宋台谏是有别于以往的一种监察制度,其主要标志是台官与谏官事权相混,合成一势,成为"人主之耳目",并享有"风闻言事"无需查实的特权。尤其是仁宗在位的40年里,一度被太后剥夺的皇权虽然重新回到宋仁宗手里,分量却不像原来那样重了。君臣就国务展开争论,甚至台谏与皇帝直接对抗均时有发生。仁宗在性格上的懦弱无疑与吏治涣散、政事不举有直接关系,但同时也营造出一种使包拯等人各抒己见的政治氛围。这样,台谏制度和台谏势力就得到了空前的加强。

著名的直言敢谏的台谏官除包拯以外,还有范仲淹、韩琦、富弼、欧阳修、余靖、唐介、吴奎等人,时称"天下是非付之台谏",成为社会舆论中心。黄燕生在《宋仁宗、宋英宗》一书里载有一个真实的小故事。一个曾入皇宫中参加法事活动的和尚回忆说,有天晚上,仁宗皇帝忽然前来观看,看了很长时间。皇帝显得很高兴,下旨赐每个僧人紫罗一匹,众僧纷纷致谢。仁宗又走近说,来日出东华门,将紫罗放在怀中,别让人瞧见,否则包拯等台谏官又要有文字论列了。当时这些和尚们都感慨不已,堂堂一代君主,以微物赐僧,尚如此畏惧言官,可见皇帝也不好当啊!

针对这一现象,张其凡先生认为,仁宗这一时期,最能体现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特点,皇权、相权、台谏之权三足鼎立,互相制约,使政治上显现宽松局面。这点分析应该说是恰当的。台湾学者普遍认为,包拯生性耿直,皇帝能容忍他过激的谏言,这与仁宗懦弱的性格有一定的关系,算包拯有福赶上一个"好脾气"的皇帝。北大孔繁敏教授认为仁宗与包拯是特定时代的君臣之遇。这一评论是到位的。

向陈腐势力斗争的典型代表

包拯一生政治上主要表现是积极的,他的思想充满了改革的色彩,他进谏言,是他要求改革的一种积极手段。由于希望看到光明的东西,所以痛恨黑暗的东西;由于希望干事,干净的人能够进入相应秩列,所以对不干事的人大加弹劾。包拯上章弹劾宰相宋庠,说他当政七年,阴拱持禄,窃位素餐,安处洋洋,以为得策,说他固位无耻。其实,宋庠只是属于庸碌无能的大臣类型,并没有什么违法乱纪的严重罪过,这种人在皇上及朝臣的心目中说不上有太大的问题。包拯认为宰相不能像小官那样,必须有贪赃枉法的才能算有罪过,国家重臣,没有政绩就是大过。听到这样的话,千年之后作官者又作何感想?包拯独到的吏治思想在当时是不多见的,即使现在也有很多可效法之处。

包拯把弹劾的矛头对准侥幸取巧的皇亲国戚张尧佐,对准胡作非为的宦官阎士良,对准贪赃枉法、残害百姓的酷吏王逵hellip;hellip;弹劾这些人物,要有胆量,要有勇气,要有正直无私的精神。得罪他们,有时还会得罪皇帝,还会得罪他们的朋党及利益共同体。包拯置这些于不顾,不避权贵。他说:"除君之恶,惟力是视。"实际做到"摧压横猾"、"大奸必摧"的地步。包拯等人在诤谏、弹劾方面的不懈努力,对于当时的政治起着重要的作用。整个仁宗朝,皇亲国戚和宦官势力,虽然受到某些优待,但还没有发展到干预大政、阴谋弄权的地步。那些滥用权势,胡作非为的官僚也因包拯等谏官的弹劾,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程度上受到打击、受到限制。这同包拯、范仲淹、韩琦、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人对这些势力有所斗争是有很大关系的。在北宋整个一代,包拯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陈腐势力、危险倾向、违法乱纪行为进行坚决斗争的一个代表人物,取得了较大成果,对其后各代的政治生活带来积极的影响。这是包拯对北宋政治做出的一个特殊贡献,也可以说是对后世影响的一个主导方面。

另外,我们也应看到,宋代的司法行政制度使监司手中掌握实权,这种权力一旦被包拯这样立志为民干事的人所掌,就能为百姓做些有益的事,这也是包拯这样的人能做些有价值的事的一种制度上的保证。

当然台谏对宋政治的作用历来有不同的评价。褒者认为宋之生命在台谏,抑制了不正之风;贬者认为台谏好生事,致使国无定。其实提高台谏官的地位,是皇权清明的表现,至于运用的好坏,很大程度取决于皇帝。由于仁宗处事摇摆反复,当谏官们言及他的"神经"或"心爱之物"时,仁宗也会采取相应措施,发一发皇威。史载,御史唐介弹劾宰相文彦博进而攻击包拯好友谏官吴奎,这本是朝中派别的一场斗争,是弹劾张尧佐势力的继续。但应当看到,以包拯为首台谏官集体弹劾张尧佐,毕竟伤了仁宗皇帝面子,为了平衡政治力量,吴奎被外放。包拯给仁宗上了《请留吴奎依旧供职》疏,仁宗皇帝不予理睬,并讲,这是包拯等人朋党的大暴露。这表明仁宗在当时特定的情况下对包拯是不支持的,也可以说是不信任的。经过再三考虑,包拯向仁宗提出请求外任。所谓求外任,其实是君臣之间处理失信关系的一种办法。从包拯的政治活动和情绪来说,以后三四年是一个低潮期,这期间仁宗皇帝对包拯的态度冷淡了下来。这种冷淡态度,在包拯政治活动上的反映是,这一时期他对现实政治的建议大大减少,似乎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

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

嘉祐三年(公元1058年),包拯升任右谏议大夫,权御史中丞,成为台官的首领。这个变动,说明仁宗还是想让包拯这样的人发挥点作用,这样有利于朝政,有利于家国。包拯又成了仁宗的近臣,在朝中占据了一个重要的职位。包拯当御史台长官,对当时的政治是有所建议有所改革的,比较中肯地提出了一些问题。但人们明显地看到,在此任上的包拯显然不像当谏官时那样锋芒毕露,敢说敢为,无所顾忌。谏官包拯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。史家认为,这时包拯的思想比过去来得更加平稳些。

任何皇权给予臣子的权力都有个限度,这个限度不是靠制度来保证,而是依靠掌权者清明的程度,仁宗也不例外。包拯是仁宗朝少数几个未受到过大的政治冲击、未遭贬逐的官僚。纵观中国历史上仕途坎坷的官吏,不是由于思想上对现政权构成威胁,就是由于在实际权位上危及到了当朝的统治者。如与包拯同朝的范仲淹、欧阳修、苏轼、王安石等都是仕途坎坷、屡遭贬逐。而包拯不同,他主要不是以政治改革为使命的思想家,而只是实干家。

包拯在北宋复杂的仕宦生涯中,总的说官运畅通,波折不多。这同他"犯颜抗谏"、"不合群"的性格似乎是矛盾的,个中原因值得特殊关注。

在所有论述中,张田评论可谓独到。张田是包拯的门生,包拯奏议集就是由他负责编纂的。他在这个文集题辞中指出,在先朝担任谏官和御史的人很多,不到三四年,这些人就升到侍从的近列,然而最后不得大用,又多不得善名以去,惟独包拯,是进无他吝,天下又不得异议的人。这原因何在?张田以为,包拯一生忠于皇帝,尽力干事,尽管有时谏言激烈,但无异心,因而皇帝可以容忍,可以理解,并采纳他的奏议;由于他刚直,不与人结成朋党,所以不偏袒任何人任何事,因而少有卷入朋党之争,免遭攻击;因为他办事公道,因而没有把柄被人抓住,这样就可以不被别人牵制。我们从张田的评论中似乎知晓了性格刚毅、坚持原则有时到了不通人情程度的包拯能升迁能坐稳的个中原因,知道了仁宗对包拯信任与支持多于不信任与不支持的个中原因。

"君圣臣直,君暗臣佞。"君臣在谏的方面,一般说来,君主起先导作用。君主的虚怀才能换来臣下的竭诚。从历史来看,仁宗时代批评朝政的臣僚不少,尤其是涌现一批直言敢谏的台谏官,而仁宗以后赞扬仁宗朝政的臣僚甚多,乃至誉为宋统治最好时期。这一矛盾现象从某种角度说是对仁宗纳谏的肯定。

实际上,"刚直、干事、干净"是"包拯精神"的核心,是他一生立身行事的准则。不管在怎样的环境之中,得宠也好,失信也罢,他都会努力干好自己的本职工作,这也可能是他给自己订下的最低标准。史家认为这也是仁宗对他进一步认识并再次任用的一个根据。包拯"刚直、干事、干净"当时就获得朝野多数人的赞扬。就连他的反对者也称他"清节美行,著自贫贱,尝言正次,闻于朝廷"。包拯之所以能成为旧时官僚一个好的典型,做到道德人格与政治人格的最大统一,自然与他长期坚守忠孝观有关,也同他"匡正阙失,尽心报国"的思想有关。

包拯的"退化"

包拯在仁宗朝从政20余年,当时改革之声到处充溢,包拯对社会改革的基本观点与范仲淹、欧阳修等"君子之党"基本是一致的,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,并不时争斗一番。改革派与保守派是客观存在的两种政治力量,两派斗争错综复杂。包拯虽同保守派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,但他却从不追随保守派或掺入派别活动,以自己的清心直道为处世原则,对政治的观点采取"是则是,非则非"的态度,在行动上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念行事。

在仁宗一代以范仲淹为代表的改革派因条件的限制,没有把政治改革正式铺开。真正在改革方面做出了一些实际工作的,包拯是一个代表人物,他能敏锐地看到社会存在的弊端,有针对性进行改革,讲求实效,稳步推进。他从不把自己的想法过度张扬,更不喜欢发洋洋大论,他注重的是务实,把自己的改革思想融化在实际工作中。另外,包拯同其他改革派人士比较,他明显地具有同情贫苦百姓的色彩,他一生为安民、救民做了一定的努力。实事求是讲,包拯与范仲淹、欧阳修、王安石等人相比,在宏观分析及把握上确实不及,但在求真务实方面则更胜一筹。过去评论包拯,只是停留在他敢于诤谏上,这是必要的,但忽略了他以实干家身份促进改革的特点。

包拯一生实际受到仁宗的严重影响。仁宗对于台谏官的态度,时有变化,甚至采取压抑限制,这自然会给包拯带来制约。包拯在为官的后期,直谏精神是有所减弱的,他也担心过于得罪仁宗皇帝,过于得罪同朝的臣僚们,使自己处于风口浪尖之上。据颜中其先生在《包公传》一书中转引陈无己的《后山谈丛》记载:在包拯升任枢密副使后,参知政事空缺,仁宗问谁可任此职。御史韩缜非常直率地说:"包拯可以。"仁宗笑着说:"包拯,非昔之包拯矣。"这说包拯升迁稳坐的个中原因:赶上个“好脾气”的明在仁宗的心目中,包拯已经发生了变化,同过去有所不同。也可能多年官场生涯,使得包拯保全自身成分逐渐增长,这也可以讲是谏官包拯的退化。

事实上,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,朕即天下,皇帝个人的喜怒哀乐从终极上大于制度,任何个人的进谏都难以始终如一,如果把握不好节奏和火候,常常是难以保全其身。可以说,好的制度最终也难以突破皇权的制约。这不只是包拯退化,而是整个谏官队伍的异化,包拯不能把诤谏弹劾精神坚持到底,核心在于体制上的专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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